近年來，我國結直腸癌的發病率越來越高。 其中低位直腸癌約占到直腸癌的70%。

以往，對超低位直腸癌治療，往往是將直腸和肛門“一刀切”，再經腹部造瘺、在腹壁排便。終身掛著一個造口袋，患者術后往往覺得“生不如死”。

網絡圖片：一個人沒了肛門會怎樣？百萬“造口人”的生存困境，誰能懂？ 

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湖北省人民醫院）胃腸外I科，常有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直腸癌患者，究竟是什么信念讓他們甚至跨越千里來漢求醫？那就是： “不僅要活下去，還要有尊嚴！”

胃腸外I科副主任、黨支部書記鄭勇斌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在直腸癌根治的基礎上，盡最大極限為患者保全肛門，保留排便、排尿和性功能等更多的功能。

“這些年來，只要有一點機會能保住的肛門，我一個也沒放棄！”這位被患者親切稱為“保肛”醫生的鄭勇斌教授，倍感欣慰地說道。

用“馬拉松式手術”，讓患者告別終身糞袋

“沒有鄭教授，我可能就掛袋子掛到死了。”7月15日，剛剛經歷完造口還納手術，恢復正常排便的馬先生（化姓）無比激動又感慨。而在兩年前，能否保住肛門，卻是讓這個剛滿不惑之年的家庭頂梁柱，在多少個寂靜夜晚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的事情。

43歲的馬先生，來自湖北荊州，是兩個孩子的爸爸，原本經營著一家小型公司，生活過得有聲有色。卻在2年前，經歷了人生中最灰暗的時刻。

“當時總感覺肛門墜脹，有時候大便不成形，偶爾還有血，總以為是痔瘡，大約拖了半年，到醫院一查就是直腸癌。”馬先生回憶，那是2020年3月，他被診斷為“超低位直腸癌”， 腫瘤的下緣距離肛門僅有3厘米。

馬先生輾轉多家醫院，卻得到同樣的答復： 要想保命，就不能保肛，終生只能掛著一個造口袋生活。馬先生不敢想象這樣的生活，上有父母雙親要照顧，下面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他覺得天都塌了。

“究竟是保命，還是保肛門？”鄭勇斌教授給出的答案是：“盡全力，兩者都要爭取保！”走投無路之時，本已漸覺保肛無望的馬先生經人介紹，找到鄭勇斌教授。鄭勇斌教授的話猶如黑夜里的一絲光，點亮了這個跌入深淵的家庭。

在先進行了幾個周期的放化療之后，2020年10月，由鄭勇斌教授主刀，為馬先生進行了“腹腔鏡輔助經括約肌間直腸癌根治術”（ISR），手術團隊用了近9個小時才成功根治了直腸癌，并保住了肛門。

保肛手術就是毫厘之間“精雕細琢”

手術分上下兩個半場，前半程，先通過腹部開幾個不到1厘米的小孔，鄭勇斌操作腹腔鏡將腫瘤精細剝離；后半程，手術團隊又通過肛門這個天然通道，從會陰部進一步完全游離腫瘤，最終上下“會師”，保證了腫瘤的完整切除和安全切緣，同時完成了肛門的重建。

手術后，馬先生暫時經由造口袋排便，經過1年半左右的外括約肌功能恢復鍛煉之后，再進行造口還納。最終成功讓馬先生 “既保命，又保肛”。

馬先生至今清楚地記得，一年半之前，鄭勇斌教授團隊給他做的那臺馬拉松式“精雕細琢”的手術。“那天是10月7日，鄭教授利用假期休息的時間給我做的手術，做了整整9個小時。”

“手術的后半段，長達兩三個小時，鄭教授幾乎是趴著給我做完手術。我真的很感謝他，感謝他用一場‘馬拉松式手術’，換來了我后半場人生長跑的質量和幸福。”馬先生激動地說道。

用醫者匠心，不斷挑戰“保肛”極限

內蒙到武漢，一千多公里的奔赴，47歲的陳女士只為了一場保肛手術。像這樣的患者，鄭勇斌并不陌生。

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胃腸外Ⅰ科，這里經常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超低位直腸癌患者，不遠千里來尋醫。他們大多都有著和馬先生一樣的經歷與過往。在跑遍了不少醫院之后，鄭勇斌成為他們能否保住肛門的最后一線希望。

“保肛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你和我都要付出很多努力。”這是鄭勇斌對患者們反復說的一句話，他說成功的保肛，不僅是醫生發揮到極致的手術，患者術后長期的功能訓練也十分重要。焦慮的腫瘤患者有時一問就是半個小時，鄭勇斌也總是耐心解答，并手繪手術圖譜為病人釋疑，讓他們安心。

陳女士來自內蒙古呼和浩特，她的直腸癌位置非常不好，邊緣距離肛門僅2厘米。她輾轉當地多家醫院，醫生無奈地告知，如此低位的直腸腫瘤，要想完成保肛手術幾乎不可能。 “起初聽說肛門保不住，我都決定要放棄手術，直到找到鄭教授，他讓我看到了希望。”

保肛成功并即將順利出院的陳女士，清楚記得半個月前，鄭勇斌教授給她的術前談話，用了整整一個半小時。一邊仔細講解手術過程，一邊耐心解答疑惑，并手繪手術圖譜釋疑。 “鄭教授說，最終能不能保肛要在手術中看到具體的情況才能確定，生命永遠地放在第一位的。但你放心，只要有機會能保的肛門，不會在我手里被放棄的。”陳女士說，這讓自己感覺特別踏實。

鄭勇斌介紹，人們通常把在狹窄處做成復雜的場面或事情稱為“螺獅殼里做道場”，在眾多腫瘤手術中，低位直腸癌手術正是這樣。低位直腸癌是指腫瘤下緣距離肛緣小于7厘米，小于5厘米即稱為超低位直腸癌。一般來說，低位直腸癌約占到直腸癌的70%。

以往，對超低位直腸癌治療往往是將直腸和肛門“一刀切”，再經腹部造瘺、在腹壁排便。終身掛著一個造口袋，患者術后往往覺得“生不如死”。因此，在超低位直腸癌的治療上，如何既能達到根治腫瘤、又能為患者保留有功能的肛門，始終是全世界胃腸外科專家們孜孜以求的目標。

“像陳女士這樣的超低位直腸癌患者，采取腹腔鏡下經內外括約肌間切除術（ISR），既能根治性切除腫瘤、保留肛門，還能做到腹部沒有長切口，目前我們術后已經觀察隨訪了100多名患者，復發僅有1例。”

鄭勇斌介紹，肛門括約肌分為內外兩層，而外括約肌主要維護肛門最主要的功能。ISR手術就是從內外括約肌中間分離，通過切除部分或全部內括約肌以完全切除腫瘤，并保留完整的外括約肌以保留控便功能。

鄭勇斌表示， 通過ISR手術，直腸癌保肛手術不再取決于腫瘤距離肛門多遠，“我們甚至可以一直走到肛門齒線下面2個厘米。”只要腫瘤未侵犯肛門外括約肌、腫瘤分化相對較好、術前肛門功能良好的患者，都可以“如愿以償”保住肛門。再加上現在治療理念的進展，還可以通過術前放化療和免疫治療，讓腫瘤縮小，創造出保肛機會。

5厘米、3厘米、1厘米，甚至肛門齒線外0.5厘米：鄭勇斌教授團隊毫厘必爭，用醫者匠心不斷挑戰“保肛”極限，為的是“根治”病灶的同時，將“保肛”做到了極致，讓“保肛”與“根治”，這道單選題變成雙選，甚至多選，盡最大可能保存病人的生活尊嚴。

工匠精神雕刻毫厘，換患者“體面”的生活

從醫近30年，鄭勇斌每年都要做三四百臺手術，其中大多數都是消化道系統復雜的腫瘤手術。他擅長腹腔鏡、達芬奇機器人輔助下的結直腸癌手術，尤其擅長低位直腸癌的保肛技術。

他一直致力于為直腸癌手術的功能保護，以及提高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臨床實踐，盡力保住患者的性功能，排便、排尿等功能，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進展與成績。

“我其實也是被患者的需求推著走的。”很早鄭勇斌就發現，雖然傳統手術能拯救患者的生命，但看到每一個挖掉肛門攜帶永久性糞袋的患者，以及他們生活所要面對的種種不便，鄭勇斌就會忍不住思考： 如何才能減輕患者痛苦？讓他們在重返健康的同時，擁有較高的生活質量，像正常人一樣走出家門，吃喝玩樂、洗澡游泳健身。為此，鄭勇斌密切關注著國內外低位直腸手術的每一步進展，不斷改進手術方式，不斷刷新著保肛的極限。

應用達芬奇手術機器人，將“保肛”手術精益求精

“肛門保留下來不能只留形態，做樣子沒用，而是要保留正常排便的功能，并且手術還要不損傷男性的排尿和性功能。”為了更多保留患者的功能，切除腫瘤的同時不傷害患處周圍的神經，鄭勇斌將醫者的匠心發揮到極致。

“看一個手術成功與否，不是看切了多少，而是要看對患者功能的保護有多少。”鄭勇斌說，一臺不保留肛門的常規直腸癌根治術，一般2-3小時就能完成，而極限保肛手術做下來，往往需要七八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

他解釋，直腸位于狹小的盆腔內，人體的盆腔就像一口鍋，上寬下窄，而要在這口“鍋”的最低位手術，空間極為受限。由于直腸與植物神經非常靠近、結構復雜，任何一點閃失都可能導致神經受損會導致患者出現生殖、排泄障礙，因此直腸癌手術極為困難。

鄭勇斌教授

而手術的過程中，需要在力量牽拉下，一點點剝離，就是一兩毫米之間，手抖一下都不行。通俗點說和繡花、雕刻一樣，必須慢，不能大刀闊斧去做，每一刀都要極其精細，在毫厘之間去精雕細琢。

“因為我的手術刀關系到患者的生命，和他們之后的生活質量。畢竟生命不能重復，做不到精益求精，可能患者終生都會受影響，可能毀掉的就是一個家庭。”

鄭勇斌說， 雖然保一個肛門要比挖一個肛門，要付出超出數倍的時間和精力，但不讓患者余生戴著糞袋生活，讓他們不僅活下來、更活得有質量，自己再苦再累也值得。

毫厘必爭，擎起醫者情懷擔當

敢為人先，彰顯黨員初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