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人去世3年整的那天，老倪又失眠了。

他爬起來，對著月色在手機上即興做了首名叫《思念》的詩：

汝離陽間赴黃泉，

奈何橋上已三年，

閻王未喚我赴宴，

一息尚存在人間。

老倪是倪泉興，我國胰腺外科專業化發展的創導者和開拓者之一。先后擔任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大外科主任、普外科主任、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胰腺癌診治中心主任等職務，現任復旦大學胰腺病研究所所長，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終生教授。

老倪有多牛？牛到不少專家若對胰腺癌病人束手無策了，就讓他們去找"上海老倪"。老倪救活了許多惡性腫瘤病人，胃癌、腸癌、肝癌，活了幾十年的不少，胰腺癌術后生存二十年的也有。

但是老倪卻沒能救活自己的妻子。

愛人離世前說：你救得活別人，為什么救不活我？這句話讓老倪痛到現在。

刀是他跟得意門生兩人開的，完全是按無瘤操作原則做的，清掃時也夠徹底。可是腫瘤早已侵出腸壁，完全與一個月前在某醫院體檢出得到的陰性結果不同。

"我悶啊，愛人也悶，學生也悶。沒話說，刀是自己開的，藥也是自己用的，結果這么差！"老倪搖頭，"醫生也無奈啊！腫瘤太復雜了。"

［我給衛生局寫了一封信，投訴醫生態度不好］

我也是"70后"，71歲了。

我的人生概括一下就是，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中途有恙、老來喪偶。

怎么"先天不足"呢？我1945年出生，母親懷我時，日本鬼子還沒滾蛋。在農村里，沒有米飯吃，營養不好，我生下來自然先天不足，又瘦又小，那是6月份，還好不是冬天，凍不死。

三年自然災害，正值我們這輩人生長發育需要營養，可惜當時缺油缺糧，只能吃牛皮菜、"光榮花"--沒有成熟卷起來的青卷心菜老葉子。好的都送到城里了，鄉下人只能這樣。所以我"后天不良"，快20歲的小伙子，只有九十來斤。

那時候，農民看病很不容易。1963年，我高三，小侄子患口腔念珠菌病，那時我們只知叫鵝口瘡，去城里一家醫院。看病的醫生看我們穿得破舊，一句"你們有錢嗎"就打發了我們。我年輕氣盛，一氣之下，寫了一封信到上海市衛生局，說那個醫院態度不好，看不起農民。后來衛生局派了人來調查，我說，我們是窮，但是我們不受你們氣。那個醫院給我們道了歉，打了招呼，也就算了。也由此我暗暗下了學醫的決心。

我那侄子呢，后來在鄉下土郎中那里用"馬奶"治好了。土郎中很實在的，有錢人就多收一點，沒錢的就少收或不收錢，我們很感激。高三畢業后，我就考了上海第一醫學院醫學系。

可還未等我畢業做上醫生，自己卻先得病了，而且還得了"富貴病"肺結核，那時正是要命的病。四清運動時，我們上醫69級全體學生被送到青浦鄉下，我住在一個農民家里，他父親患開放性結核，我就被傳染上了。先后住院半年多，打針吃藥還要做氣管內滴療。出院后醫生叫我自行滴療，就是把一根導尿管，放在鼻子里，自己吸下去到氣管里，然后自己打藥。有了這樣一個經歷，現在我做胃鏡也不用麻醉藥，有點難受能夠忍。一是上麻醉后會影響我給病人手術，另一個是我自己也要看看圖像，嘴巴里插一根纖維鏡，眼睛盯著熒光屏；做腸鏡，也是自己看的（笑）。

那時給我治療的醫生現在很有名了，我很感激他。不過由于鏈霉素尤其是硫酸雙氫鏈霉素耳毒性很大，所以我留下了后遺癥，兩只耳朵持續性耳鳴，終身的，甚至有短暫失聽。正因為這樣，我只能做外科醫生，不能做心臟科醫生、麻醉科醫生。這些都是要聽心跳的。病人心跳都沒有了，我以為還有，行嗎？

［最好的十年］

25到35歲，應該是人生最美好的歲月。這十年，我是在四川涪陵度過的。

1969年，按理說我們應該畢業、踏上工作崗位，但因為當時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讓人感到厭倦，我想人到25歲了，應該做點事業了。當時有一支醫療小分隊到四川涪陵去，去的每個隊員有18塊5毛的生活補貼。我不是思想境界高，是家里太窮，父親早年中風，我一直靠哥哥姐姐們支持，18塊5毛的補貼對我來說很重要，這意味著我從此能自立，可以養活自己了。

在四川的十年，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經歷也曲折，受過當地領導和群眾的表揚，也挨過"四人幫"的整，一言難盡，不去說了。不過在業務上，我的鍛煉倒是很多，我扎過針灸、采過草藥，跟著學過中醫，也開過白內障，當過五官科、內兒科、外科醫生，也進修過普外科、胸外科，當過計劃生育工作隊隊長，做過很多婦產科手術。那十年的事，我能整整講一天，都是真實的、親身經歷的。

我第一個病人是一個五歲的小女孩，一顆黃豆塞進耳道，他奶奶帶她來求醫，盡管我在上海的五官科醫院呆了兩周，但沒有人給我講過如何取耳道異物，書上也沒見如何取黃豆。當時急得一身汗，醫用鉗子和鑷子伸不開、夾不住，既不能灌水，也不能倒油。最后看中了女同學頭上的發夾，拉直了竟把黃豆取了出來。我把這個事情寫成《掏耳朵的故事》講給我的外孫聽，他聽得很有味，也想以后做醫生。

要說看病難，山區老百姓更難，經濟不發達，交通不便，我們也常常被叫出診。

有一次，一清早，一個當地老鄉急匆匆來叫我們出診，說他老婆心臟病發了，"就一點點路"，可是我們足足走了兩個小時才到他們"家"。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家，你們不能想象。屋頂是茅草，幾根毛竹當柱子，三面用玉米桿編成的墻，還有一面就直接倚著陡峭的山壁。竹子編的門，簡直就像一個攔雞窩的柵欄。

里面黑洞洞，煙霧繚繞，刺眼又刺鼻，因為驅蚊驅寒都靠燒樹疙瘩。床邊有個糞桶，打開電筒一看，糞桶里居然有個死去的胎兒，很多蛆蟲在那里爬著。

我說，不對啊，你不是說叫我們來看心臟病嘛？怎么居然是生孩子？！

他們說，流產了，臍帶已經被割了，但"后人"（胎盤）還沒出來。

我頭皮發麻，渾身雞皮疙瘩，說不出的難受。產婦是個風心（風濕性心臟病）病人。我們馬上給病人聽心跳，每分鐘170多次。給她注射藥物后，心跳就慢慢下來了。

因為以為只看心臟病，我們都沒帶手套和其它器材。只能因陋就簡，兩個人合作，一個按摩肚皮，一個把臍帶繞在手上，一邊用棉簽把蛆蟲刮掉，把胎盤取出來。

這件事一輩子難忘。山區的婦女生孩子，真是一只腳踩在棺材里，一只腳踩在棺材外。

當時我叫她換一條褲子，結果一看，夫妻兩個人一共只有四條褲子，外面洗了兩條還沒干，老公身上穿一條，她自己穿一條。沒褲子了。這種情況下，也沒錢買藥了。所以我們沒收錢，還給了三天的抗生素，只怕也是兇多吉少。

病人的婆婆捧出桐樹葉子包的粗玉米粑，算是他們最好的招待了，我們一人各付1毛錢，她婆婆千謝萬謝。

我們那時和老百姓的關系是很好的。他們感謝"黨和毛主席派來的醫療隊"，我們也從他們那里感受到山區老百姓的真誠樸實。那時的醫患關系是正常的、和諧的、實事求是的。我們也參加當地的救災送糧、捐衣褲，盡管我們也缺衣少糧，但彼此信任、關系融洽。

［1979年后的任務，導師定下的課題］

我是回了上海以后才走上研究胰腺癌這條路的。

1979年，我回上海讀研究生，導師張延齡教授給我定下的課題是胰腺癌的診斷和治療。當時研究這個毛病的人很少。我就做中國人正常胰腺的測定。

那時先從尸體解剖做起，每個人胰腺長度不一樣，長度可以從15公分到21公分；形態也不一樣，有的人像麻花一樣，有的人像香蕉一樣，有的呈逗號型，頭大，尾小，有的呈啞鈴型，兩頭大，中間小。這對以后做正常的人體B超是有價值的。

人家說治療胰腺癌的醫生成就感是不強的，因為患者的生存期不長。不過也有成就感很強的時候。我有的患者生存了十幾年的，甚至二十幾年的，最近有個病人是17年前開刀的，這次又來了。上次華山醫院開外科論壇，我當著我的導師張延齡教授說，張老師，你1979年交給我的任務，現在過了這么多年，我還在做這件事情。雖然我沒做好，但是我還在做。

1992年我到美國UCLA（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修。跟著消化外科主任羅納德·湯普金斯教授學習，當時他是世界外科雜志總編。美國醫院的帶教制度跟我們不一樣，他們是一對一帶教，一個教授就帶一個學生，上手術臺就帶他，把他帶出來，我們則是帶很多。這種一對一帶學生的方法讓學生進步很快；美國醫生的手術時間也很長，他們做手術不追求快，求好。湯普金斯教授有時從早上做手術一直要做到晚上8、9點。我也跟著6點進去，晚上9點多再離開。當時中國醫生做的手術跟美國醫生的水平，還是不能比的。不過現在我們的水平，也不會比他們差。

從美國回來以后，我就建議在普外科里面分出胰膽專科。本來沒有這樣分科的，別的醫院也反對。但我們主任很支持，后來就一個個專業組就分出來了。

現在有人說不能分科太細，這是兩碼事。研究疾病，肯定越做越深，越做越專，做得細做得專才能總結經驗發現問題，否則不會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治病救人是要多學科合作，用多種策略幫助病人解決問題。

［醫學有時就是無奈的］

愛人離開我3年了。

頭三年是很苦的。我寫了很多關于她的詩，做夢做到什么事情，我都會記下來，現在少一點了。

我和她是一起去四川認識的。她老家在嘉興。她是護士。我們一起出診、巡回醫療、會診，就慢慢熟了。

這三年，我最思念她的是什么？

我想到她嫁給我時，我一無所有，她還是義無反顧嫁給我、支持我；

我還想到她回上海時，我還在四川，多少人叫她不要嫁給我，說你在上海可以找一個更好的。那時我已經準備這輩子就呆在南川了，她甚至愿意為了我到南川去；

我還想到她兩次懷孕生孩子，我都沒有機會回來，要么在北京出差，要么在鄉下巡回醫療。那個時候一年只有12天假期啊，來回1次，還要借2個月的工資才能成行。

她患病的前幾年，我后悔沒有關心到她，她脾氣也有點倔，不大關心自己的健康。等發現時，腸癌已經轉移了。后來做了很多努力，都沒效。所有手段都用過了，那些藥偏偏都對她無效。

醫學有時候就是無奈的。不是每種病、每個人都能治好的。我常常講，醫生跟病人之間有三個"解"，了解、理解、諒解。醫生跟病人是共處一條戰線的，互相之間要了解，對疾病要了解，想法要互相理解，有事情要互相諒解，這樣才能做得好。落到自己身上也是一樣的。

我愛人的骨灰現在還放在家里。我寫"奈何橋上已三年，閻王未喚我赴宴"，就是說人老了，先走了一個，留下的那個是很難過這道坎的，隔了三年五載也常常會跟著走了。

這三年，我帶著她的照片重回過四川涪陵黔江阿蓬江邊，到過她的老家嘉興，她交代的事，我一件件在辦。

她生前還有一個心愿，就是希望能看到龍華變新顏，所以我把她的照片和骨灰放在正對龍華建筑工地的那個角落，讓她天天可以看到建設中的龍華。我必須滿足她的心愿。

老倪回憶的語調一直是開朗的，即使講到自己耳朵不好之類的人生憾事，也極致坦然。只有講到妻子，他是落寞的。他的錢包里至今還存一張妻子年輕時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少女梳兩條麻花辮，身著素凈的短袖襯衫。

他的《思念》還有下半首：

千年龍華正變顏，

生前囑咐隨你愿，

待到新城建成時，

送汝歸隱白鶴園。

倪泉興，男，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榮譽教授，胰腺肝膽外科名譽主任、胰腺肝膽腫瘤多學科綜合治療協作組首席專家、復旦大學胰腺病研究所所長、復旦大學胰腺腫瘤研究所名譽所長。擅長胰腺癌、肝膽疾病的診斷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