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筆記  

聽完他的講述，我最有興趣的，反倒是他反復念叨的那個人，有“日本大腸癌內鏡診治第一人”之稱的，世界著名內鏡專家斎藤豊教授。我搜索了教授的照片，俊朗挺拔的身軀，裁剪得體的西服，略有卷曲的長發，以及一雙可以識破世間真相的眼睛。我對他說，太酷了，就像中年版的木村拓哉、織田裕二。

他聽了，笑道，老師是神一樣的存在，是老師改變了我的人生。“但是，神也有過失敗。”他向我說起老師的一次手術失利，使我越發對這位老師心生敬仰，我仿佛看到，一臺做了八個小時的手術，老師依然保持著標槍一樣的身姿，一手控制著腸鏡的大小旋鈕，一手握著鏡子前進和旋轉，額角微微有汗，神色依舊如常，那是一種近乎悲壯的執著。

那臺艱難的手術，最后失敗了，為什么要這樣？我不解，問他。“起初我也不解，但是后來理解了，每個人都會遇到進退維谷的時候，勵志的故事說，哪怕再堅持一分鐘，就會出現奇跡，但是，堅持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老師用他的名聲為賭注告訴人們，人類對疾病的認識與征服，還只是冰山一角。”他說。

三年前，他自己給自己做了一次腸鏡檢查，一下子成為夜線紅人。他說，這才是真正的感同身受，鏡子入體的所有感受，不親身經歷是無從獲知的，技巧手段用在自己身上，才能知道到底靈不靈，從此不再隔靴搔癢，從此可以現身說法。

他還是一個鐵血中醫粉，放下鏡子的時候，他讀仲景書，開經方，寫文章。“中醫是哲學，一種生活方式，倘若做完內鏡手術之后，再用中藥調理干預，這是我認為的中西醫結合。”

臨別時，我們說起影響他人生的那部二十多年前的日劇《回首又見他》，他說，每當遇到苦悶和艱難，那首主題歌就不知不覺響起，熱血沸騰。

“都說司馬很冷漠，他沒有傷心欲絕的同情，沒有軟言細語的安慰，他，只會把全部精力放在最能幫助病人的事情上，這就是他的溫柔。”他說。

我注意到，他也豎起著白衣的領子，發型紋絲不亂，臉上是溫柔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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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又見他

1993年，一部日劇《回首又見他》震撼了馮卓的少年記憶，從那時開始，他記住了黑與白，記住了奔跑，記住了恰克與飛鳥蒼涼的歌聲，記住了司馬江太郎。“織田裕二扮演的外科天才司馬江太郎，豎起白衣衣領的樣子，實在是太酷了，我想將來，我也要穿上這件白衣。” 

馮卓果然成為了一名醫生。由于喜好古文，甚至能用文言文與好友書信往來，因此，他對中醫始終抱有濃厚的興趣，當他被上海中醫藥大學錄取時，心情雀躍，而當其他同學愁眉不展于醫古文的聱牙佶屈時，他捧著《醫宗金鑒》如癡如醉。

畢業后，馮卓的行醫道路始于岳陽醫院的肛腸科。馮卓說，很感激這段在肛腸科的經歷，在肛腸科這樣的中醫外科，有手術、換藥等實操機會，療效確切，醫患關系融洽，年輕醫生反而更能適應，“那段歲月，很好地保護了學醫的熱情，不斷獲得成就感，進而尋找真正的職業方向。”

馮卓的導師孫建華，是上海中醫肛腸領域第一批做腸鏡的醫生。也因為此，馮卓第一次接觸到了腸鏡，這是他“跨界”消化內鏡的起步。岳陽醫院之后，馮卓前去華東醫院進修，接受了規范而嚴格的消化內鏡培訓。雖然他的專業是腸鏡，但是老師要求他，把胃鏡也一起學了。每年，華東醫院都會和日本同行開交流會，馮卓也因此接觸了日本消化內鏡。“日本消化道腫瘤診治的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在這個過程中，我找到了愿意一輩子從事的事業：大腸早癌的診治。”

2014年，馮卓迎來了一個打開眼界的機會。

他被教委派往日本進修一年，在日本國立研究中心消化內鏡中心進修腸鏡。那是日本消化內鏡的標桿和殿堂，而馮卓的導師斎藤老師，則是大腸癌消化內鏡下診治的第一人。

“老師是我職業道路上的貴人，我從一部日劇，萌發了學醫的念頭，沒想到，我的開悟與精進，也是在日本。”

懷著高山仰止的心情，馮卓向老師潛心學習。斎藤先生有著日本專家一貫嚴謹的學術特點，性格卻平易近人。馮卓說，老師很“酷”， 氣場強大，眼神中有著對專業的極度自信。讓他驚為天人的是，手術臺上，老師的腸鏡操作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即使觀摩也是一種享受。

“很多年輕醫生剛做腸鏡的時候，會覺得非常困難，下消化道九曲十八彎，從肛門插入，順利通過整個大腸到達盲腸，有時要花半小時。如果技術不達標，病人痛苦，醫生也痛苦。但老師的操作行云流水，三分鐘就能從肛門達到盲腸，然后慢慢退鏡，仔細檢查是否有病變，整個過程病人幾乎沒有痛苦。”

馮卓解釋說，日本模式和國內很不同：假設腸鏡檢查的總時間是20分鐘，日本模式著重于退鏡的檢查，往往要花上十多分鐘。因此，日本通過腸鏡發現早期腸癌很早就普及了，而且，哪怕是小診所的腸鏡醫生，水準也很高。馮卓暗下決心，努力研習，吃透老師的技術，經過不懈努力，一年后，他成為日本國立研究中心消化內鏡中心第一個拿到海外行醫執照的中國醫生。

回憶起來，斎藤老師的理念對馮卓影響頗深，那就是對醫學和病人的執著。

馮卓印象極為深刻的，是老師唯一失敗的一臺手術。那臺內鏡下腸癌手術，老師是主刀，他作為一助。那臺手術足足做了8小時，非常不順利，但老師始終沒有放棄，想用更完美的方式切除病變。雖然最后沒有成功，但老師近乎偏執的執著精神，讓馮卓深深敬佩。

“他是和壽司之神一樣的匠人，在老師眼里，一臺手術滿足時間短、切除完整、病理結果相符、預后良好這幾點要求，才是滿意的、成功的。”在日本，馮卓學到的東西讓他長久受用。

2   內鏡手術有嚴格指證  

2017年10月，曙光醫院消化內鏡中心擴建升級，向馮卓伸出橄欖枝，經過深思熟慮，馮卓轉戰曙光醫院，成為中心的新秀之一。

在這個平臺，馮卓充分發揮他在日本學到的腸鏡技術特點，同時，作為鐵血中醫粉的他，開創了一套中西結合綜合管理腸癌的模式。他介紹說，腸道早癌的發生，除了和遺傳有關，還受腸道內環境影響。根據中醫理論，很多患者是濕熱體質，濕氣重，從而困阻于大腸，容易造成病變。所以做完手術之后，除了告知成功與否，馮卓還會對患者進行隨訪，結合舌苔脈象等進行調整，有效降低腫瘤的復發率。

“該模式脫胎于日本，但是更上一個臺階。日本用對漢方，但是指南比較單一，無論什么體質都只給一個漢方。而我們的方法是辨證論治，一人一方，因人而異。”馮卓的成長也得到了曙光醫院消化醫學部部長、內鏡中心主任龔彪教授的充分支持和肯定，龔主任作為世界著名的ERCP專家，對于新成立的內鏡中心提出了“精簡、服務、創新”的要求，而馮卓在早期大腸癌診治上的特色也恰恰符合這個理念。2019年春天，在龔主任的大力支持下，舉辦了第一屆“曙光中日早期大腸癌ESD高峰論壇”，特別邀請了斎藤教授作為嘉賓前來進行手術演示和學術授課，會上斎藤教授目睹了馮卓一臺直腸腫瘤的ESD手術后贊不絕口，看到自己學生有如此大的進步感到非常高興和自豪。

馮卓坦言，很多腸道疾病由不良生活習慣引起，但是他并不贊同強行改變人的生活習慣，提倡在調整的基礎上勤于隨訪，讓病人定期復診。

“內鏡是將早期腸癌扼殺在萌芽期，如果是進展期，那就超過了內鏡治療的適應癥，只能交給普外科，這是非常可惜的。”馮卓表示，遇到這樣的病人，他還會囑咐病人的兄弟姐妹趕緊來做腸鏡，因為腸癌有明顯的遺傳傾向，這樣的囑咐，也的確救了很多人。

這是一個幸運的例子。曾經有一名患者，65歲，患有低位直腸的巨大腫瘤，直徑達10cm，幸好是良性的，馮卓完整地切除下來，保留了肛門，術后病理證明很成功。在馮卓的建議下，他弟弟也來做了腸鏡檢查，雖然沒有癥狀，但檢查中也發現了良性腫瘤，同樣成功切除。

但也有不那么幸運的例子。有一戶家庭，父親因腸癌去世，子女有大姐，二弟和小弟。找馮卓就診的是二弟，五六十歲，已做了腸癌手術，術后復查，每次都能發現息肉。從他那里得知，小弟已患腸癌去世。而大姐一直沒做腸鏡，很是固執。二弟好不容易說服大姐來做檢查，馮卓卻遺憾地發現距離乙狀結腸20cm處的惡性腫瘤。馮卓說，他最想做的就是，擋在外科醫生和惡性腸癌之前。

馮卓一直記得老師的話，在明確診斷的基礎上再決定手術。

“好的內鏡醫生，并不在于能切多大的瘤、做多大的手術，而是能否做出正確的判斷，不要讓病人承受無謂的痛苦。內鏡手術是有嚴格指征的。雖然有些醫生手術技術很好，但有時可能不太重視該不該切、能不能切。而我認為，手術的前提是，精細的檢查和判斷。”

有一位40歲的病人，馮卓通過腸鏡發現了7mm的類似息肉，雖然微小，但馮卓經過精細診斷，還是決定不能做內鏡治療——他判斷這已是惡性腫瘤，于是果斷地標記后送去外科做腔鏡手術。結果，病理標本也證明他的判斷。對于良性與惡性腫瘤，馮卓打了一個比方：如果腸道是房間，內鏡醫生就是泥水匠。良性腺瘤就是表淺的墻灰，泥水匠可以把墻皮刮掉達到治愈；但是惡性腫瘤就不單單長在墻壁表面，而是長到了磚頭里，這是內鏡所不能及的，需要外科醫生出馬——外科醫生是裝修隊，需要敲掉整堵墻才能達到切除腫瘤的目的，操作具有破壞性，病人的身體和經濟負擔都將加重，并且術后生存率也比內鏡切除早期腸癌的要低很多。

3   旋腔進鏡  

作為鐵血中醫粉，馮卓極為推崇經方派。他開的方子也以經方為主，對胃腸道癥狀效果最好的是瀉心湯，對下腹脹滿等都有很好的療效。他最重視的中藥是柴胡，半里半外，通利三焦，調理脾胃。手術和中藥是馮卓的兩大興趣，在曙光醫院的消化內鏡中心，他正好能把兩種喜好結合起來，發揮最大的功用。

從醫十余年來，馮卓說自己感觸最深的階段，仍然是2011年在華東醫院進修的時候。彼時他三十而立，肛腸科的手術漸漸掌握，發現遇到了瓶頸，甚至有些懈怠。但自從參加了和日本同行的交流會后，馮卓就像變了一個人，一下子找到了新的興奮點，一門心思學習腸鏡。他通過華東醫院的同僚，買到了很多國內當時少見的腸鏡手術專著，挑燈夜讀毫無倦意，凌晨四五點一醒來，又打開了書，他的妻子說，甚至比大學讀書那會兒還起勁。

“中醫肛腸雖然很有特色，但面臨腸道腫瘤大抵只能放手；而接觸到腸鏡，我發現消化道腫瘤是可以早發現早治療的，這也是我選此作為一輩子事業的原因。”

現在，馮卓的技術日臻完善，內鏡插入腸道的技術又加上了自己的理解。起初，他完全照搬老師的風格，后來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理論，也就是“旋腔進鏡”，這和傳統的尋腔進鏡有所不同。“不是一味地硬行插入。既能保證安全，又能免除病人痛苦。”用這種進鏡法，從肛門到達盲腸的平均時間，馮卓是2分鐘左右。

而且，與馮卓合作的護士都知道，他做腸鏡的時候，有很多小技巧，比如有的病人太肥胖，就趴著做，等等。馮卓說，這些技巧都是一個個的積累體會，他在日本動手機會雖不多，就拼命觀察和記住細節，把老師的本領，變成自己的法寶。

他是很少見的“一手拿鏡、一手拿書”，中西并行的醫生。馮卓說，這兩部分在曙光醫院的內鏡中心是可以完美共存：拿內鏡的時候，他就是一個工匠，開方劑的時候，就進入了中醫思維，這兩點并不沖突——內鏡醫生的快樂，中醫的快樂，很少見的結合。

如果回到從前，馮卓說，他還愿意做一名醫生。雖然大學畢業時還不確定自己是否適合做醫生，但現在越做越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