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0】 HPSE在BRAF V600E突變型大腸癌中的作用

First Author: Mengling Liu, 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背景: BRAF突變發生在約10%的大腸癌（CRC）中，其中90%以上是BRAFV600E突變。BRAFV600E突變的患者預后較差。在這個群體中復雜的分子生物學機制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釋。HPSE在腫瘤細胞增殖、侵襲和血管生成中起著多功能作用。在此，我們鑒定BRAFV600E突變和未突變的患者之間的差異表達基因（DEGs），然后重點研究DEGs之一的HPSE在BRAFV600E突變的CRC中的功能。

方法：分析來自癌癥基因組圖譜（TCGA，n=525）數據庫和GSE39582數據包（n=510）的結直腸癌患者的臨床和轉錄數據，以探討BRAF V600E突變型和野生型患者之間的頂部重疊DEGs。收集復旦大學中山醫院2015年6月至2018年12月間確診的172例BRAF V600E突變大腸癌患者的病歷和腫瘤樣本。免疫組化染色觀察腫瘤組織中HPSE蛋白的表達情況。在>25%的腫瘤細胞中中度或強染色被解釋為HPSE陽性。采用kaplan-meier曲線、對數秩檢驗和多變量Cox回歸分析總生存率（OS）。隨后，在兩個BRAFV600E突變的CRC細胞系（HT-29，RKO）中進行基于慢病毒shRNA的HPSE沉默。通過集落形成實驗、細胞周期實驗和皮下異種移植模型研究HPSE對腫瘤生長的影響。

結果：DEGs系列中頂部重疊最多的基因包括HPSE、TFF2、AXIN2、MLH1、RNF43、EPM2AIP1。其中，HPSE在brafv600e突變組中有顯著的高表達。172例BRAFV600E突變患者中，83例HPSE陽性，89例陰性。兩組在年齡（p=0.096）、性別（p=1.000）、位置（p=0.658）、分期（p=0.249）和MMR狀態（p=0.129）上基本平衡。與HPSE陰性患者相比，HPSE陽性患者的OS明顯更差（p=0.037，中位OS未達到）。多變量分析顯示HPSE陽性與下OS獨立相關[HR 1.97（95%CI:1.02–3.80），p=0.044]。HPSE基因沉默顯著降低了BRAFV600E突變株結直腸癌細胞系的集落形成活性，使更多的細胞阻滯在G0/G1期。在HPSE沉默的異種移植模型中，腫瘤生長受到明顯抑制。

結論：BRAFV600E突變結直腸癌患者的HPSE表達水平較高，而HPSE蛋白表達是該人群的獨立預后因素。BRAFV600E突變CRC細胞系中HPSE表達的沉默在體外和體內抑制了細胞增殖和腫瘤生長。HPSE可能導致BRAFV600E突變型大腸癌預后不良，可能是該亞型大腸癌的一個有希望的治療靶點。

研究發起人: National Nature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772511, 81602038).

參考文獻：Mengling Liu.The role of HPSE in BRAF V600E-mutant colorectal cancer.2021 ASCO,abs 3530.

編譯：貴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李旭

【3531】 荷蘭結直腸癌篩查對發病率和IV期疾病的影響

First Author: Myrtle F Krul, Netherlands Cancer Institute, Amsterdam, Netherlands

背景: 以人群為基礎的結直腸癌篩查（CRC）旨在早期發現和早期治療，通過癌前息肉切除降低發病率和死亡率。在荷蘭，從2014年開始分階段對55-75歲的人進行兩年一次的糞便免疫化學血紅蛋白檢測。對國家數據的評估側重于結直腸癌篩查對發病率和分期分布的初步影響以及對IV期疾病的影響。

方法：所有結直腸癌患者均從2009~2018年荷蘭癌癥登記處（NCR）中挑選。荷蘭國家病理學注冊中心（PALGA）與患者聯系，以確定檢測到的腫瘤。

結果：2009年至2018年間，NCR共發現137717名大腸癌患者。所有大腸癌分期篩查年齡（55-75歲）內的發病率在2014年開始篩查后出現初始峰值，隨后所有分期的發病率持續下降。在2009年至2018年期間，篩查年齡以外的大腸癌發病率沒有出現這些明顯變化。2018年，篩查年齡內的IV期大腸癌發病率低于篩查計劃開始時的水平。與篩查前（2009-2012年）相比，篩查年齡段內的階段分布在篩查期（2014-2018年）向早期階段轉移（第一階段：31%對18%，第二階段：22%對26%，第三階段：29%對31%，第四階段：18%對25%）。在2014-2018年期間和篩查年齡段內，篩查發現和癥狀發現的腫瘤比例在I期最高（47%：53%），在IV期最低（9%：91%）。與2014-2018年期間診斷的癥狀檢測的IV期患者相比，篩查年齡段的患者單器官轉移率更高（74.5%比57.4%，p<0.001），原發腫瘤切除率更高（57.5%比41.3%；轉移瘤局部治療率較高（40.0%vs23.4%p<0.001）。篩查發現的IV期患者的中位總生存期明顯長于癥狀發現的IV期患者（31.0個月（95%CI:27.7-34.3）和15.0個月（95%CI:14.5-15.5），p<0.001）。

結論：荷蘭大腸癌篩查的初步結果顯示，大腸癌發病率和分期分布呈較好趨勢。篩查發現的IV期患者的侵犯范圍較小，因此有更好的治療選擇和更高的生存率。

研究發起人: 無

參考文獻：Myrtle F Krul.The impact of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on incidence and stage IV disease in the Netherlands.2021 ASCO,abs 3531.

編譯：貴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李旭

【3532】RAS&BRAF野生型(wt)，RAS突變型 (mt) 以及BRAF突變型轉移性結直腸癌(mCRC)亞組的可切除性、轉換率、切除率以及結局的一項前瞻性芬蘭RAXO研究

First Author: Pia J. Osterlund, Tampere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University of Tampere, Department of Oncology, Tampere, Finland

背景：轉移瘤切除術的結果隨RAS和BRAF狀態的不同而不同，然而可切除性、轉換率、切除率的結果未得到廣泛研究。

方法：一項前瞻性芬蘭RAXO研究(NCT01531621)納入1086人患者2011-2018 (Osterlund等人TLRHE 2021, Isoniemi等人BJS 2021)，其中906例納入本次次要終點分析。排除未做KRAS/NRAS/BRAF-V600E檢測，無法治療或者存在非典型BRAF突變的患者。在mCRC中，我們研究了反復集中的可切除性評估、轉換率、切除率，以及切除和/或局部消融治療 (LAT) 和系統治療后的總生存期 (OS) 。

結果：包括289例RAS&BRAFwt，529例 RASmt和88例BRAFmt，中位年齡分別為65.8 / 66.1 / 66.9歲。RAS&BRAFwt, RASmt和 BRAFmt在男性比例 (68/61/39%)，ECOG PS2-3組(16/14/25%)，初級腫瘤位置(右結腸16/30/69%，左結腸47/34/17%，直腸38/36/14%)存在顯著的人口統計數據差異，而在Charlson合并癥指數，BMI，原發灶切除，同步中樞表現或輔助治療（Bonferroni校正卡方）未發現顯著差異。肝轉移（RAS&BRAFwt, RASmt 和BRAFmt分別為78/74/61％），肺轉移（24/35/28％）和腹膜轉移（15/15/32％）有所不同，而淋巴結或其他部位的轉移以及轉移部位的數量（53/54/52％中的1個）未發現差異。RAS&BRAFwt, RASmt和BRAFmt的前期切除率分別為32/29/15％，轉化率分別為16/13/7％以及切除/ LAT率分別為45/37/17％。RAS&BRAFwt, RASmt和BRAFmt組的R0/1/2切除和/或LAT組  (n = 342) 的Kaplan-Meier中位OS估計值分別為83/69/30個月，5年OS率分別為67/60/24%，Cox HR 參考/1.53 (95% CI 1.04-2.25)/3.11 (1.49-6.49)。在“僅系統治療”中（n = 564），OS分別為29/21/15個月，5年OS率為11/6/2％，HR 參考 / 1.43（1.15-1.76）/2.34（1.73- 3.17）。在所有亞組中，切除/ LAT患者的OS均優于“僅系統治療”患者，HR  5.74 (3.90-8.44)/5.06 (3.92- 6.55)/2.89 (1.43-5.86)。

結論：RAS&BRAFwt, RASmt和BRAFmt組在可切除性，轉化率和切除/ LAT率存在顯著差異。與任一突變體相比，RAS&BRAFwt的OS也明顯更長。在所有亞組中，與“僅系統治療”患者比較，切除/ LAT患者的OS更長。

參考文獻：Resectability, conversion and resections rates, and outcomes in RAS&BRAF wildtype (wt), RAS mutant (mt) and BRAFmt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subgroups in the prospective Finnish RAXO-study. 2021 ASCO,abs 3532.

編譯：志諾維思 張喆

【3533】結合免疫相關基因特征和細胞外基質相關基因特征的模型，可預測左側和右側結腸癌的預后

First Author: Min-Er Zhong, Department of Colorectal Surgery,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背景：現已發現原發性腫瘤的方向性會影響結直腸癌的預后，即使控制了已知的陰性預后因素，右側結腸癌（RCC）的存活率也比左側結直腸癌（LCC）低。我們之前的蛋白質組學研究確定了LCC和RCC之間蛋白質譜的差異。免疫相關蛋白在LCC中被上調，而RCC中差異表達的蛋白主要富含細胞外基質相關蛋白。本文旨在通過使用免疫相關基因（IRGs）和細胞外基質相關基因（ECMGs），為LCC和RCC患者建立預后預測模型。

方法：本研究共納入了1868名CRC患者，這些患者來自1個訓練隊列（n = 562）和3個獨立驗證隊列（n = 622，n = 403，n = 281）的完整隨訪數據。位于脾曲，降結腸，乙狀結腸和直腸的腫瘤定義為LCC。相反，位于從肝彎曲部到盲腸的區域中的腫瘤被定義為RCC。LASSO算法用于構建多基因特征。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用于檢驗這些模型的預后價值。

結果：我們發現了9基因IRGs特征與LCC的不良DFS顯著相關 (HR = 3.46, 95%CI = 2.38-5.01, P < 0.001)，21基因ECMGs特征與RCC預后相關(HR = 4.53, 95%CI =2.84-7.22, P < 0.001)。對于LCC，在三個獨立的驗證隊列中，IRGs特征與不良預后顯著相關（驗證1隊列：HR = 2.08，95％CI = 1.41-3.09，P <0.001; 驗證2隊列：HR = 2.19，95％ CI =1.26-3.81，P = 0.004；驗證3隊列：HR = 2.94，95％CI = 1.53-.63，P <0.001）。同樣，ECMGs特征還可以在三個獨立的驗證中強有力地預測RCC的存活率（驗證1隊列：HR = 1.86，95％CI = 1.22-2.83，P = 0.003; 驗證2隊列：HR = 1.96，95％CI = 1.18-3.26，P = 0.008；驗證3隊列：HR = 2.8，95％CI = 1.27-6.17，P = 0.007）。與Oncotype DX型相比，我們發現IRGs改善了LCC的生存（C指數，驗證3隊列：0.75 vs 0.64），ECMG在RCC中具有更好的生存相關性（C指數，驗證3隊列：0.74 vs 0.58）。

結論：結合LCC的9基因IRGs特征和RCC的21基因ECMGs特征，我們建立了一種預后模型，可以將CRC患者分為腫瘤復發的高危和低危組，并預測預后。

參考文獻：A model combing an immune-related genes signature and an extracellular matrix-related genes signature in predicting prognosis of left- and right-sided colon cancer.2021 ASCO,abs 3533.

編譯：志諾維思 張喆

【3534】源于自動計算機斷層掃描（CT）的骨骼肌質量利用深度神經網絡模型確定可以作為結直腸癌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

First Author: Dongjin Seo, Yonsei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Seoul, South Korea

背景：盡管最近的證據表明骨骼肌耗竭可以預測癌癥患者的生存，但是計算機斷層掃描（CT）圖像的檢索和手動測量阻礙了常規臨床實踐中的臨床應用。深度學習應用程序的出現使骨骼肌質量（SMM）變化的高精度無創縱向評估成為可能。在這里，我們評估了DNN測得的結腸直腸癌（CRC）患者骨骼肌變化的預后影響。

方法：從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對6196名新診斷的在延世癌癥登記數據庫中的CRC患者進行了分析。SMM通過骨骼肌指數（SMI）進行測量。使用的公式為：L3骨骼肌截面積（cm2）/身高2（m2）�；颊叩腟MI模式按初始和最后SMI的差異比率分組。還通過BMI模式對患者進行分類，并進行K均值聚類。評估了基線SMI，基線體重指數（BMI），SMI變化，BMI變化和人口統計學因素與總生存期（OS）的關聯。進行了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一致性（c）統計量用于檢驗生存模型的預測準確性。

結果：在診斷時至診斷后一年間接受腹部CT檢查的CRC患者中，采用全自動UNet架構的深度學習算法已應用于第三次腰椎橫向CT檢測，骨骼肌分割和骨骼肌區域量化�；�線BMI分布為肥胖28％，超重26％，正常體重42％和體重不足4％。所有SMI類別的患者BMI差異很大。SMI的變化可分為三組：SMI增加（33％），穩定（45％）和減少（22％）組。同樣，BMI變化可分為三組：BMI升高（24％），BMI穩定（57％）和BMI降低（19％）組。低基線SMI，低基線BMI，SMI降低和BMI降低是生存的獨立預后指標。有趣的是，BMI和SMI的變化對男性和女性的預后影響不同。對于女性，與SMI穩定組相比，SMI升高組（危險比[HR]為0.4；95％CI為0.3-0.7；P = 0.001）與較長的OS相關；而SMI降低組（HR為1.2；95％CI為0.6-2.2; P = 0.619）與較短的OS沒有相關性。

結論：源于自動化CT的SMM耗竭對CRC患者的BMI和年齡均具有負面的預后影響。無創自動深度學習算法提供了獨特的機會，可應用于常規臨床實踐并了解惡病質如何以及何時影響癌癥預后。

參考文獻：Automated computed tomography (CT)-derived skeletal muscle mass determination as a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using deep neural network model.2021 ASCO,abs 3534.

編譯：志諾維思 張喆

【3535】cGAS-STING通路中涉及的遺傳變異可預測轉移性結直腸癌（mCRC）患者的預后：來自FIRE-3和TRIBE試驗的數據

First Author: Jingyuan Wang, Division of Medical Oncology, USC Norris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Keck School of Medicine, Los Angeles, CA

背景：細胞內DNA STING通過識別來自腫瘤的自身DNA以及基因組不穩定副產物，在抗腫瘤免疫反應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據報道，STING的激活增強了西妥昔單抗介導的自然殺傷細胞激活和樹突狀細胞成熟。先前的報道表明cGAS-STING的多態性可以影響先天免疫反應。因此，我們假設cGAS-STING途徑中的遺傳變異可預測以貝伐珠單抗/西妥昔單抗為基礎化療，一線治療mCRC患者的結局。

方法：患者的遺傳DNA血液樣本通過兩個獨立隨機試驗FIRE-3 (西妥昔單抗組, n = 129; 貝伐單抗組, n = 107) and TRIBE (貝伐單抗組, n = 215)入組，基因分型通過OncoArray，是由Illumina生產的定制array，包括大約530K SNP標記。分析了位于STING通路的3個基因上（cGAS, STING, IFNB1）選定的7個SNP對結果的影響。

結果：在西妥昔隊列中，與C/C型（N=95）患者相比，患者攜帶STING rs1131769 T基因型（N=29）的總生存顯著降低(36.3 vs 56.07月) ，該分析經過單變量(風險比 [HR] = 2.08; 95% 置信區間 [CI]: 1.06-4.07; p =

0.003)和多變量的分析 (HR = 2.98; 95%CI 1.35-6.6; p = 0.00848) 。在單變量 (HR = 1.87; 95%CI 1.26-2.78; p = 0.00163) 和多變量(HR = 2.03; 95%CI 1.25-3.3; p = 0.004) 的分析中，與G/G（N=59）型相比，攜帶IFNB1 rs1051922 A等位基因（N=68）會顯著縮短患者的PFS(10.23 vs 14.1 months)。在TRIBE和FIRE-3的貝伐單抗隊列中未觀察到相關差異。

結論：我們的研究首次證明STING和IFNB1基因多態性可以預測mCRC患者基于西妥昔單抗的治療。這些發現可為mCRC患者STING激動劑和抗EGFR治療的聯用提供見解。

參考文獻：Genetic variants involved in the cGAS-STING pathway to predict outcome in

patients (p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Data from FIRE-3 and TRIBE trials.2021 ASCO,abs 3535.

編譯：志諾維思 張喆

【3536】多模式循環腫瘤DNA (ctDNA)結直腸腫瘤檢測試劑盒用于無癥狀和早期結直腸癌(CRC)

First Author: Jeeyun Lee, Division of Hematology-Oncology, Department of Medicine, Samsung Medical Center,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eoul, South Korea

背景：為了提高平均風險CRC篩查的依從性，需要更多的選擇，特別是解決患者和提供者報告的障礙（如時間和方便性）的選擇NAR-2是一種基于血液的多模式結直腸腫瘤檢測分析，結合體細胞突變和腫瘤衍生的甲基化和片段模式的cDNA評估，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早期結直腸癌檢測的敏感性，我們在一個新診斷的大腸癌患者隊列中評估了這個測試。

方法：20132016年間確診為大腸癌的患者同意在手術切除前提供血樣。排除接受新輔助化療的患者。使用Lunar-2（Guardant Health，USA）對434名受試者的分離血漿樣本（EDTA中位3ML）進行分析，納入分析中，CRC診斷的中位年齡為63歲（范圍28-89），41%為女性。對照樣本來自27 1名年齡匹配的無癌個體�！睓z測到的CTDNA和未檢測到的CTDNA結果由一個單獨樣本集（N=6 14）上訓練的模型產生，來自無癌個體和結直腸癌患者。呼叫閾值的確定是基于這一保持設定為目標90%的特異性。CTDA結果與臨床特征相關。

結果：總敏感度為91（393/434），各期均為高敏感度；88%階段I/l，93%階段III（表）。特異性為94%（255/271）。排除早期（<45歲）或晚期（>84歲）大腸癌患者，敏感性無差異（90%敏感性；388/429p=0.95；88%為I/Il期，93%為11期）。無癥狀結直腸癌（88%）與有癥狀結直腸癌（91；p=0.4；表）。然而，在癥狀隊列中觀察到較高的無細胞DNA腫瘤分數，檢測右側和左側大腸癌的敏感性相似（93%對90%；p=0.5；表）。

結論：在大腸癌早期隊列中，多模式CTDNA檢測對大腸癌的檢測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異性。無癥狀隊列中的同等敏感性表明，該試驗在平均風險篩查人群中具有臨床意義。正在進行一項前瞻性登記研究，以評估平均風險CRC篩查隊列中的試驗。

研究發起人：Guardant Health.

參考文獻：Jeeyun Lee, Multimodal 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 colorectal neoplasia detection assay for asymptomatic and early-stage colorectal cancer (CRC).2021 ASCO,abs 3536.

編譯：青海省人民醫院 李勝

【3537】大腸癌（CRC）神經遞質和神經信號通路改變的綜合表征

First Author: Francesca Battaglin, Division of Medical Oncology, USC Norris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Keck School of Medicine, Los Angeles, CA

背景：在幾種胃腸道腫瘤類型中，異常NT信號已被證實能激活不受控制的增殖和擴散。神經遞質已被證明影響腫瘤微環境中的內皮細胞和免疫細胞，以促進腫瘤的進展。我們以前的研究表明，多巴胺和GABA通路的單核苷酸多態性與接受一線治療的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的預后相關。在這里，我們進一步評估了RC中NT通路改變的分布和分子背景。

方法：在Caris Life Sciences（Phoenix，AZ）對7595例大腸癌進行DNA（Next Seq，592個Novaseq，WES基因）和RNA（Novaseg，WTS）的Nextgen測序分析。單樣本基因集富集分析（SSGSEA）用于計算7個NT基因集（GABA、煙堿、毒蕈堿、多巴胺（DA）、revelin、，膠質細胞系衍生神經營養因子（neurotrophic factor）和神經營養素（neurotrophins）X2/Fisher-exact用于比較，顯著性確定為p值調整后的多個比較（@）<0.05。

結果：基于樣本點的ES在NT富集上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值得注意的是，與原發性腫瘤相比，所有基因組在腦轉移瘤中都顯著富集（mets；ES比率1.14-1.55），而腹部、肝臟和腹膜mets在大多數NT基因組中顯示出顯著減少。DA為enrichedovarian和lung mets（ES比率分別為1.18和1.09），后者也顯示出神經營養素ES增加（1.06）（全部g<0.05）。采用無監督聚類法對原發性腫瘤進行分組時，右側和CMS4 CRC在高ES組比低ES組更常見（32對29%，P=0.05）。02和46對30%，P<0.001）。此外，高ES組的腫瘤中，MTB-H（=10mt/MB）（7 vs 10%）、MSI-H（6 vs 10%）和PD-L1（2 vs 6%）的患病率較低，而9個基因的患病率較高（均q<0.05）。高ES腫瘤與B細胞、T細胞（NK、CD4+和CD8+T細胞，而非Treg）、M2巨噬細胞、髓系樹突狀細胞、中性粒細胞的微環境浸潤呈顯著正相關，與MI巨噬細胞呈負相關，與Msl狀態無關（@<0.05）。05 ) .

結論：這是第一個和最廣泛的分子圖譜研究，以探討NT信號通路的變化在大腸癌。我們的數據顯示，在原發性腫瘤（包括CMS-sub/pes、TMB、MSI和PD-L1比率）中，根據轉移部位的不同，路徑富集的分布不同，高ES簇和低ES簇的分子特征不同，以及免疫細胞浸潤的差異。這些發現支持NT信號在大腸癌轉移擴散和腫瘤免疫微環境調節中的作用。

研究發起人：NCI P30CA014089, Gloria Borges WunderGlo Foundation, Dhont Family Foundation, Victoria and Philip Wilson Research Fund, San Pedro Peninsula Cancer Guild, Daniel Butler Research Fund.

參考文獻：Francesca Battaglin, et,al,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zation of neurotransmitters and neuronal signaling(NT) pathway alterations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2021 ASCO,abs 3537.

編譯：青海省人民醫院 李勝

【3538】KMT2C作為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的陽性預測因子及其與結直腸癌免疫浸潤的關系

First Author: Ling Zha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China

背景：賴氨酸甲基轉移酶2C（KMT2C）是髓樣/淋巴樣或混合系白血�。∕LL）家族的成員，具有組織甲基化活性，參與轉錄共激活。目前的研究表明，KMT2C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療效呈正相關。然而，KMT2Cin治療IC對大腸癌（CRC）的作用尚不清楚。

方法：對1628例大腸癌患者進行NGS（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分析。采用公共可及隊列（Samstein2018）研究了130例大腸癌患者KMT2C突變與ICL療效的關系。WES和TCGA數據庫（1099crc）的survivadata用于分析okmt2c突變對預后的影響。此外，使用CIBERSORI分析TCGA數據庫中COAD（結腸腺癌，404例患者）中存在的腫瘤浸潤性免疫細胞。

結果：1628例結直腸癌患者中230例（14.1%）有KMT2C突變。TMB與kmt2c突變呈正相關（Mut與WT，30.75與7.26 Mut/Mb，p<0.0001）。2018年的隊列研究顯示KMT2C突變（15.4%，20/130）與較好的OS（Mut）顯著相關。重量，11.5 vs7.5個月，HR=0..29 ; 95%氯，0.1-0.81 ; P=0.012），KMT2C-MUT組的TMB也較高（p=1.98e-08）在TCGA中，KMT2C突變與OS之間無相關性（P=0.05）。23），表明這不是預后因素。此外，我們還通過CRC TCGA數據庫分析了NKMT2C突變與免疫細胞浸潤的關系。結果表明，在COAD中，KMT2C突變與CD8+T細胞的豐度呈正相關（P=0.05）.0014），B細胞（P=0.014）巨噬細胞（P=0.015），中性粒細胞（P=0.01）。與Treg細胞呈負相關（p=0.001）。結論SKMT2C對大腸癌患者的免疫微環境有影響，可作為治療ICI的積極預測指標。KMT2C在免疫治療中的作用值得進一步研究.

研究發起人：None.

參考文獻：Ling Zhang, KMT2C as a positive predictor for treatment of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and correlation with immune infiltrates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2021 ASCO,abs 35378

編譯：青海省人民醫院 李勝

【3539】多組學分析揭示腸道微生物群相關血清代謝物在結直腸癌和腺瘤檢測中的作用

First Author: Feng Che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Oncology,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National Cancer Center/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anc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China

背景：腸道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與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腸道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可進入循環系統。

方法：采用液相色譜-質譜法（ls-ms）對非靶向血清代謝組學進行綜合分析，并對來自匹配個體的糞便樣品進行元基因組測序，以分析血清代謝物，這些代謝物既受CRC顯著影響，又與腸道菌群密切相關。靶向LC-MS進一步用于檢測這些代謝物區分結直腸癌和腺瘤的能力。

結果：在結直腸癌（CRC）和腺瘤患者中，超過300種腸道微生物群相關的血清代謝物豐度顯著改變。建立了一個由8種腸道微生物群相關血清代謝物（GMSMpanel）組成的小組，并從正常人群中準確區分了大腸癌和腺癌�；�于GMSM面板的大腸癌和大腸腺瘤預測模型在訓練集和驗證集中的曲線下面積（AUC）分別為0.94（95%置信區間：0.90-0.99）和0.91（敏感性82%，特異性91%）。這種GMSM模型顯示出明顯優于臨床標志物癌胚抗原（CEA）（AUC 0.72），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在檢測腺瘤方面具有更高的診斷潛力（AUC=0.72）。

結論：我們的結果表明，大腸癌患者腸道菌群重編程與血清代謝組的改變有關，這些腸道菌群相關的血清代謝物對早期大腸癌和腺瘤的檢測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

研究發起人：CAMS Innovation Fund for Medical Sciences (CIFMS), Other Foundation, Pharmaceutical/Biotech Company. 

參考文獻：Feng Chen, Multi-omics analysis to reveal the role of gut microbiome–associated serum metabolites in the det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adenoma.2021 ASCO,abs 3539.

編譯：青海省人民醫院 李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