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城市生育需求正在走弱。


以北京為例，《北京人口藍皮書（2018）》顯示，北京市人口出生率1991年降到1%警戒線以下之后，再未超過這一比例。


1998-2006年期間在最低水平0.5%左右徘徊。開放二胎后的出生人口數據僅在2017年短暫上升，之后一路下滑。





“催生”信號一直都在。2015年10月，二胎政策被全面放開。2021年5月，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出爐，“少子化”現象引發擔憂，5月底，三胎政策面世，“三胎概念股”霸屏A股市場。


2022年關于“催生”的第一槍也被打響。2月21日，北京市宣布將門診治療中常見的16項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甲類報銷范圍，新政將在3月26日落地。


這16項輔助生殖項目都做一遍，總金額為2.75萬元每人。


醫保“買單”后，原本“不想生、沒錢生、沒時間生”的育齡人群會不再躺平嗎？對那些想生卻生不了的育齡夫婦影響又會有多大？


1.從“三孩政策”到“醫保買單”


早在2021年9月，輔助生殖進醫保這事就早有跡象。國家醫保局在回復人 大代表時曾表示，未來會逐步將醫保能承擔的技術成熟、安全可靠、費用可控的治療性輔助生殖技術納入醫保。


不少網友調侃，“國家不關心我有沒有對象，他只關心我生不生孩子”。


備受矚目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前家庭戶規模繼續縮小，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0.48人，平均每個家庭不到3人。過去10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53%。而1990—2000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1.07%。也就是說，當前的人口增長率，還不及30年前的一半。


即使在2013年提出“單獨二孩”、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激勵下，新增人口的數量與速度仍不盡人意。二孩政策刺激了2016年新生人口達到十年峰值，2017年生育余溫仍有延續，但隨后3年卻一路下滑，2020年更是同比下降18%。



知名經濟學家蔡昉撰文指出，婦女受教育程度、避孕手段的可得性，可以解釋80%生育率下降的原因。這兩方面都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因此客觀上既不會逆轉，主觀上也不應該逆其道而行之。


這意味著只能在剩下的20%因素當中想辦法。而因受到環境污染、生存壓力等因素的影響，人的生育能力也大幅下降。2021年以來，輔助生殖概念股隨著社會話題、人口熱點幾度走高。


在《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Endocrinology》的統計中，超過20%不孕夫婦需要人類輔助生殖技術（ART）。作為參考，剔除15-20%的代孕后，美國的輔助生殖滲透率為24-25.5%，而中國目前僅7%，還存在著較大提升空間。



以目前輔助生殖領域最為大眾所熟知的試管嬰 兒舉例，單次取卵周期價格約在3-4萬元（各地區價格略有不同），鮮胚成功率是50%至60%，凍胚是40%至50%，一般需要3個治療周期才能成功活產，35歲以上女性有可能需要更長的治療周期。


此次醫保出手，對于很多對“抱娃”躍躍欲試的家庭來說，可謂正中靶心。


2.輔助生殖能幫多少忙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1990年至2017年，我國孕齡婦女平均初孕年齡推遲了3年多，從23.4歲延長到26.8歲。而2019年，上海戶籍女性平均初育年齡就已達到30.29歲。


2013-2018年結婚登記女性的年齡占比中，35歲及以上非最佳育齡婦女的占比正逐年增加。


一旦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期，就有可能面臨“想生也生不出”的困境。北京協和醫 院婦產科張羽醫生指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段是23-30歲。男性生育的黃金年齡在25-30歲之間，臨床上35歲及以上妊娠的產婦皆被歸為高齡產婦。


年齡是一道生育的閘門，不論男女，生殖功能在35歲之后的極速老化就像樹枝突然折斷垮掉一樣。年齡越大，不孕不育的風險越高，醫學界將35歲后生育力下降的情況稱為“折棍現象”。


不孕人群的迅速增長，為輔助生殖行業創造了巨大的增長空間，原本被認為服務少數人群的人工授精、試管嬰 兒等概念直接被帶到了聚光燈下。不孕不育的治療路徑主要有3類：常規藥物治療、手術治療、輔助生殖技術治療。當經過藥物和手術治療后仍無法實現自然受孕時，輔助生殖是不孕不育的最終診療手段。


輔助生殖由兩種技術組成：人工授精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F）。體外受精即為人所熟知的“試管嬰 兒”，妊娠率能夠達到50%左右，遠超其他治療手段。



2014-2018年，中國輔助生殖市場規模從140億元增長到252億元，CAGR（復合年均增長率）為13.6%，根據開源證券研究所推算，2018-2023年的CAGR為9.64%，至2023年，輔助生殖市場規模有望增加到400億元，長期有望突破千億。


由于中國輔助生殖市場監管嚴格，牌照申請難度很大。試管嬰 兒牌照的申請，不僅對醫 院等級、醫 院負責人職稱有要求，還有業務量、醫生、實驗室人員、周期數、妊娠率以及人員設備情況和場地大小的標準。一家輔助生殖機構從建設開始，到試運營一、二代試管嬰 兒、再校驗，總共需要經過10年左右才可以申請第三代試管嬰 兒。


2018年，國內共有396個輔助生殖中心提供試管嬰 兒服務，與其它醫療服務供給能力分布相似，輔助生殖中心資源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等發達地區。


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配置規劃指導原則》，每300萬人應規劃設立一家輔助生殖中心，然而現存數據顯示，全國有15個省市存在配置缺口。人口大省之一四川缺口最多，達到15家，安徽缺口7家，甘肅缺口5家。相反，一線城市和經濟更發達的東部、南部地區存在超配的情況，其中，廣東超配18家，北京、上海超配11家。



目前國內90%以上牌照為公立醫 院所有，私立機構占比不到10%。因此，集中了越多三甲醫 院的一線城市，也就集聚了越多高端輔助生殖資源。西北、西南等生育意愿較強的地區，由于缺乏輔助生殖醫療資源，患者只能選擇跨省至一線城市治療。


3.“催生”背后的焦慮從何而來


“生不生”這個話題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登上一次熱搜。


與此同步出現的是“城市深度老齡化”、“延遲退休”、“優化生育”等隨之而來的人口困局。


生育不是解決當下一系列人口、環境、發展的唯一途徑，但絕對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目前，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為1.3，即使是調查中的生育意愿也僅為1.8，遠低于能使人口穩定的更替水平2.1。


2013-2018年結婚登記女性的年齡占比中，35歲及以上非最佳育齡婦女的占比正逐年增加。知名經濟學家曹遠征對「財健道」表示，當初緊縮型人口政策的模型中，忽視了生育年齡大幅延遲這一變量，這是當下人口困局的主要原因之一。


女性的不孕癥隨著年齡增加發生率加速上升，從20-25歲的6%，到40-45歲高達64%。而對于男性來說，30歲之后，精子質量和生育能力都會下降，年齡越大，影響到精子發育的因素就會越多，不孕不育、出生缺陷的可能性也會隨之提高。統計發現，超過40歲的男性生育出畸形兒的機會較40歲以下的男性高出20%。


數據也顯示，晚婚晚育與不孕不育增加的趨勢高度重合。2012年中國人口協會發布報告稱，我國育齡人口有12.5%不具備生育能力，較1984年增長了8%。2018年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中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從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15%左右，患者總數達5000萬，相當于每8對夫婦中就有一對不孕不育。


一邊是對生娃避之不及的年輕人，另一邊是用盡辦法求助于輔助生殖的不孕不育群體。焦慮、喜悅、失望、悲傷等情緒，總是會充斥在對待生命的過程中。